农民日报通讯：梦开始的地方

　　大云镇党委书记王枕旦兴奋地告诉记者，“飞地抱团”项目可谓一石多鸟，首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问题，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间和指标，第三为后续引进高质量的好项目创造了条件。

　　今天的浙江，已经很难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来界定什么叫农民，但种种现象都在强化一个事实：在新业态的融合下，农民的职业属性不断强化，而且变得越来越专业、时尚，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。

　　即使作为身份属性，浙江的农民与市民也越来越接近。2017年浙江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4956元，连续33年居全国前列，更为难得的是，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缩小到2.054∶1，成为全国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。

　　5月9日，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。村口的大樟树下，小圆桌边，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，他们也许不懂什么叫“民主协商”“乡村治理”，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、我一语中解决了。

　　5月10日，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。和煦的阳光照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文化广场、图书阅览室、健身房、老年活动室……每一户居民，从自家门口出来步行15分钟内，都能找到合适的文娱场所。

　　5月11日。金华市金东区浦塘村。咿咿呀呀的二胡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，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到文化礼堂里，唱和着传统戏曲婺剧古老的旋律。

　　“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、幸福感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与设想，正在浙江农民的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：有职业尊严、有个人价值、有文化意趣，岁月静好，盛世安和。

　　陆：烛照

　　在无尽的时间轴上，2002年之后的浙江与2012年之后的中国，似乎有着许多巧合。而历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，回望来时路，巧合当中蕴涵着必然，路径当中隐藏着伏脉。

　　世纪初的浙江与十年后的中国是何其相似！

　　2002年，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，浙江人更早感受到“成长的烦恼”和“制约的疼痛”。仅占GDP比重不足5%的农业，还要不要？该何去何从？百姓钱袋子鼓了，可环境脏乱差，城市像欧洲，农村像非洲，日益拉开的城乡沟壑怎么填？农民进城后，乡村日渐空心化，又该如何重现活力？十年之后的中国，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，也同样遭遇到这一时代之问。

　　世纪初的浙江，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。在当时浙江的山海之间，用直线将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和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连接起来，出现的是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割线，被叫做“清大线”。主要位于“清大线”西南侧的丽水市、衢州市和舟山市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沿海发达地区的50%左右。而把这条线左右翻转，放大到全国，就是多年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东部与中西部分界线。

　　高消耗、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是当时的“痛点”。浙江从2003年开始，要素供给全面紧张，“有项目无地建设、有订单缺电生产”成为普遍现象；另一方面，依赖成本优势的“浙江制造”，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“反倾销”的双重挤压。那时，浙江因为闹“电荒”，工业企业“停二开五”“停三开四”是常事，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。

　　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同志：“在停电的时候，习书记在想什么？”习近平同志回答：“痛定思痛吧，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，才能增加一分动力，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。”

　　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，十年后，习近平同志领航泱泱大国。